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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科书可以不实但不能容忍谎言——周振鹤先生访谈录

发布时间:2020-02-18 13:23:40 编辑:笔名

●历史教科书不可能保证一点错误都没有,有错是正常现象。但这问题不能归咎于教科书,而是我们对历史真相的探究本身就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我们不妨告诉学生,历史求真虽十分不易,但不断向真实迫近是有可能的。我们不仅要知道“信信”是对的,还要懂得司马迁“疑疑亦信”的原则。

●主持人:本报 柳森

●嘉 宾:周振鹤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柳森:近来,友围绕着“张衡地动仪”展开了争论。原来,这个被很多人一贯认为是“中国古代伟大科技发明”的古物,其实是在上世纪50年代由王振铎根据《后汉书》中196个字的文字描述,并结合英国科学家的地震理论制造出来的现代作品。在您看来,类似地动仪其实是复原模型这样的事实,到底该不该在教科书中明确地告诉学生呢?

周振鹤:这肯定是要讲的。但是,这一点,其实未必需要非常完整地在教科书上说明,只要说明这是后人拟作的模型就可以了。毕竟,我们的中小学课本不能表述得像论文那样准确、复杂。我们不能像要求发表学术论文那样去要求它。

我不知道现在的老师有没有类似教学参考资料那样的书,以前一直是有的。如果有的话,学生使用的一般是比较言简意赅、化繁为简的课本,而参考资料则会针对具体的教学宗旨,将大量需要通过课堂教学传递给学生的更详细的信息、可拓展出去的知识面提供给老师们参考。譬如,老师在讲课时就可以说到这个模型并不具备测量的功能等等。

不过,有些文史教科书上的问题倒的确是应该避免的。比如,以前不少课本上都会讲到在晚清上海外滩公园的门口竖着一块牌子,上书“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个传说动了很多中国人的气。我认为,即便是粗浅地想,就知道不大可能会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直接写成一个条文。否则,按常理而言,不要说连最起码的绅士风度的伪装都不要了,这在当时不仅要引起公愤,还会酿成大事件。其实,这个问题上海社科院的熊月之先生已经解决,这分别是公园六条规定的第一条与第五条,迄今并未发现这两条规定合为一条的证据。当然,仅规定华人不准入内一条已是对中国人的歧视,但这与将两条合为一条的情况相比,就有根本性质上的差别了。

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其实就是说,很多关于过往史实的表述,极有可能是带着时代的、政治的色彩。但如果我们想要表述真正的历史,就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将回忆当成信史。虽然,历史表述会因为各种原因出现偏差,但实事求是是著史者的立身之本。我们也希望,有些传闻如果本身就不确凿或模棱两可,就不应该进入课本。

柳森:说到文史教科书受到公众的议论,似乎是一件挺普遍的事。比如,由美国学者詹姆斯·洛温撰写的 《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一书就曾在美国持续畅销数年。后来被引进出版后,也曾在我国读者中引起关注。

周振鹤:类似 “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

这样的提法,我是认同的。可以说,历史教科书不可能保证一点错误都没有,有错是正常现象。但这问题不能归咎于教科书,而是我们对历史真相的探究本身就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只能无限地逼近历史真实,而很难说我们所书写的是百分之百真实的历史。

那么,什么是一本历史教科书该坚守的底线呢?我想,那就是,我们可以允许 “不实”,但不能容忍 “谎言”。前者是人类认识的客观局限,它是需要我们不断去克服和追问的对象,而后者就是某种有意的欺骗或蒙蔽了。对这两者,我们一定要注意去分辨。如果皆用 “谎言”一言以蔽之,就耸人听闻了。

柳森:那么,您认为,作为历史课本,除了提供尽可能正确的史实之外,还应具有哪些功能?是否应当包含教人求真、学会独立思考的呢?

周振鹤:在高中阶段的历史课上,可以有一些探索性的东西了。年龄再小一点的话,可能还没有必要。但恐怕现在能做到这一点的高中教师还不多。

中国自古以来,对做历史就有“求真课实”的要求。所以,我们不妨告诉学生,历史求真虽十分不易,但不断向真实迫近是有可能的。我们还可以启发他们,我们不仅要知道“信信”是对的,还要懂得司马迁“疑疑亦信”的原则。我们要信可信之处,但更要怀疑应该怀疑的东西。怀疑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真实。此外,为何有人说“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历史与文学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时,一般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老师都可以通过具体的例子来启发学生思考。

作为历史学来说,它的研究对象是人文性的,研究方法却是科学性的。但对历史进行思考不见得只是历史学家的事,尤其在有历史传统的中国,人人都可以参与这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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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森:您本人也是一位教师,如何将这种求真的精神体现在课堂教学中呢?

周振鹤:要有问题意识和求真精神,学生通过大量的阅读和比较就可以有自己的领悟,但老师也要教。由于我自己带的已经是博士生阶段的学生了,所以,我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研究、求真的过程展示给他们看,同他们进行研究方面的交流。

很多读中国史的人会拿钱穆的《国史大纲》来参考。这本通史体裁的书也的确曾因自己的独到之处,被定为大学用书而一直风行。但我个人对这本书是持保留态度的。原因在于,钱穆在书的开头特别提到,“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这我就不同意了。如果是一定要在具有某种信念的前提下才能读,就说明你的书是在一定的前提下写就的,未必就能客观。我们读史应该要读客观的历史,何必要先入为主呢。当然,我不是要叫大家不要去看《国史大纲》。而是说,如果要看中国史的一般性著作,一定要多看几种。钱穆先生的书不过是许多历史书中的一种。所以鲁迅先生就曾指出,看书时要“随便翻翻”,多翻就会有比较,就不会偏信、盲从。我们自己的认识就会从观点相同或互相冲突的著作中建立起来。

: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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