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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推行减刑假释案公开审理围堵监狱腐败漏

发布时间:2019-10-13 04:54:13 编辑:笔名

  广东推行减刑假释案公开审理 围堵监狱腐败漏洞

  国徽悬挂、射灯亮堂,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刑罚执行人员、检察官依次就座,韶关监狱的服刑人员由狱警带入。  法槌敲响,这场由高墙内设立的临时审理,拉开了省高院公开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序幕。  省高院审监庭副庭长、该案审判长张永明表示,公开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将让司法腐败在公众的监督下无所遁形。接下来省高院将在程序设置上进一步摸索完善,形成广东经验提交给院。直击  检察官和监狱警官“辩论”激烈  3月16日上午9时30分,韶关监狱内一个临时法庭人头涌涌,旁听席上,坐满了50名监狱民警和10名媒体。这样的场面,对于韶关监狱来说,还是次。  服刑人员郭晟由狱警带至庭中间位置,正对审判长。戴着狱帽的他被审判长要求脱下帽子。  依照刑事诉讼的程序,庭审开始。审判长对郭晟的身份以及相关情况进行核实。在法庭调查和辩论环节,刑罚执行人员即监狱警官向法官提交了郭晟的建议减刑意见书,并陈述了郭晟狱中表现和重大立功事实。  刑罚执行人员陈述,郭晟因拐卖妇女罪被终审判处无期徒刑,于2008年12月17日入监,在服刑的2年间,郭晟得到16次嘉奖,3次表扬以及1次积极改造分子。而郭晟其间检举同案犯漏罪,被记重大立功。  “鉴于服刑人员郭晟在监狱两年来的良好表现,我们向法院申请为郭晟减刑”。刑罚人员提请法院对郭某从原来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减刑为15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  随后,省高级检察院根据提前掌握的材料,开始向刑罚执行人员和服刑人员提出质询。此外,郭晟的监狱管教干警和同监区的服刑人员也作为证人出庭。  检察官和监狱警官一问一答,和审判时的辩论相近,气氛激烈。  “服刑人员郭晟,对上述材料有无异议?”审判长向郭晟征求意见。  “没有异议。”郭晟回答。  在庭审的总结陈述环节,郭晟哽咽表示:“如果我能获得减刑,在监狱里,我会继续遵守监规,认真接受劳动改造,以后用实际行动报答社会。”  历经1个半小时的开庭审理,审判长于上午11点宣布择日再宣判。嬗变  从书面到公开审理  假设在以往,郭晟的减刑案件会怎么处理?  如果在2009年之前,郭晟的减刑材料将由监狱方提供,向省高院提请减刑,省高院根据材料指标,按照比例审核,对减刑申请进行书面审理,并盖上印章。  如果在2009年4月之后,郭晟的案件可能会采取公开听证的办法。根据当时院的要求,对减刑、假释案件疑虑实行公示制度和有条件的公开听证制度。听证会上,检察官将到场对审理全程进行监督,法官在听证各个环节都会征询检察官、到场证人、服刑人员“对减刑条件是否有异议?”但是,检察官并不会提出质询,更多是监督的角色。  然而,2010年院发布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之后,减刑、假释的审理又往司法公开迈出了一大步。根据《意见》第43条:对减刑、假释案件,要采取开庭审理与书面审理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对于职务犯罪案件,尤其是原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罪犯的减刑、假释案件,要一律开庭审理。对于故意杀人、抢劫、故意伤害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暴力犯罪分子,有组织犯罪案件中的首要分子和其他主犯以及其他重大、有影响案件罪犯的减刑、假释,原则上也要开庭审理。  而在《意见》的基础上,省高院继续探讨 对有重大立功情况的服刑人员也进行开庭审理。  这就出现了上述公开审理的那一幕。  “以前,检察机关在监狱派驻检察室,监狱向法院提请减刑、假释申请时,检察室会进行监督。采取公开审理后,减刑、假释案件除了接受驻监检察室的监督,还需要再经过监狱所在地的检察机关进一步的核查,从而保证了监督更有效、更公正。”参加当天公开庭审的一名检察官告诉。  “公开开庭审理减刑、假释案件,是司法公开的要求,让服刑人员同样能感受到司法的公开、公正,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该类案件知情的需求。”对省高院首例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审理,张永明这么解读。他认为,目前对减刑、假释案件仍然缺少统一规定,接下来省高院将在程序设置上进一步摸索完善,形成广东经验提交给院。 深意  有效围堵监狱腐败漏洞  “对减刑、假释案件进行公开审理,这是一个创造性制度。对于司法公开来说,又迈进了一步。”中山大学法律系副教授聂立泽长期从事刑法研究,他认为,检察机关参与、公众围观将有效围堵监狱腐败漏洞。  一直以来,公众对于减刑案件,流传着一些不信任的情绪。而对落马贪官,民间尤爱猜想,认为“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有内情”,甚至有民间说法“死缓等于12年,12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聂立泽指出,过去对减刑、假释的监督不够,缺乏开庭审判、公开听证,确实让减刑、假释成为司法腐败的高发地段。  聂立泽认为,减刑、假释实际上已不具备刑事属性,但是省高院公开审理时仍然按照刑事诉讼的程序,说明司法态度“更加严厉谨慎”。聂立泽指出,以前考察权在监狱,认定权在法院,检察官并未直接参与,相比审判时的司法监督,减刑和假释制度是封闭的。但是公开审理,则充分调动了法院、监狱和检察官三者的自主性和互动性。  “以郭晟一案为例,监狱和检察官就像是正反两方,针对服刑人员是否符合减刑展开辩论。有了检察院和公众的双重监督,监狱要提供假证就很难了。”聂立泽补充道,“而且,在整个审理过程中,检察官还可能对服刑人员的减刑幅度过小还是过大提出更合适的建议,这保证了服刑人员的利益。”  聂立泽建议,往后每场这样的公开审理都可以邀请参加,甚至可以邀请被害人家属旁听,家属若有疑问,可以提出来,从而实现真正的公开透明。  追问  服刑人员辩护律师是否参与  “司法机关接下来应该考虑让服刑人员的辩护律师也参与庭审。”广州市律协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钟闻东呼吁。  他建议,法院应该允许服刑人员聘请辩护律师,让服刑人员获得更全面、更专业的法律帮助,同时也更体现了减刑假释的人性化。  “比如说,监狱给服刑人员提请1年的减刑幅度,服刑人员如果不同意,也很难举证。如果辩护律师参与到庭审中,那么律师就可以提出异议,为服刑人员争取更多的合法权利。”钟闻东也直言,目前要在这类案件庭审中引入辩护律师,仍面临实践上的法律阻碍 目前服刑人员辩护律师仍然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法律对于律师在减刑假释的辩护究竟享有什么样的权利也没有规定。  “《刑法》和《监狱法》有原则性规定,但是具体实施细则,在这一块上目前还是空白。”钟闻东说。  “在我国,减刑、假释更类似于‘审批制’,而不是‘审理制’。”钟闻东希望,“应该让服刑人员有主张的权利,其提出申请,然后再交给法院审理。这样更透明,更多向。”  对于钟闻东的建议,聂立泽提出疑问:律师应该以什么身份参加庭审?他认为,答案并不明确。“服刑人员减刑假释并不是被告和原告的关系模式,而是一种监督与被监督的机制。在减刑、假释公开审理中,法院、检察官和监狱三方的构成已经非常完整,”他提议“律师如果介入,可能更适合以法律服务者或者见证人的角色出现。”  难题  案多人少亟待解决  如果按照《意见》的规定,对职务犯罪等案件的减刑、假释全部进行公开审理的话,那么单单省高院审监庭今年就有约900件案件需公开开庭审理,办案工作量大增。“以后可能采取连续集中开庭的方式,提高审理效率。如宣布权利等环节,则一组服刑人员一起宣布;而法庭调查、辩论以及服刑人员申辩则独立进行。”  省高检同样面临这样的困惑。省检察院监所处副处长何兆英告诉,操作上的障碍在于,人手严重不足。据其保守估计,每次翻看服刑人员的减刑假释材料加上出庭质证,至少需要2—3天,但是目前15个人的监所处只有1个人专职负责这类案件,按照目前的编制和效率,一年只能看完100多宗案子。“但是原判无期徒刑和死缓的减刑的法定审理期是有限的,我们只能抢时间。”  不仅是省高院、省高检缺人手,各地中级法院、检察院的人力问题更严重。“除了无期徒刑和死缓,其他的减刑一般都由各监狱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如果未来对《意见》规定的4类案件的减刑、假释全部公开审理的话,任务必定更重。”韶关中院一法官告诉,“但是减刑、假释其实只是法院案件的一部分。”  南方 赵琦玉  统筹:戎明昌(本文来源:南方。 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南方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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